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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这些耕作之事，堂中的众将自然是全无兴趣。就是伍定国，曾经担任屯田校尉，后来又任屯田将军，管理几百个下属，四处奔波，选育良种，督查农田水利，甚至哪个寨子死了牛，亦要汇报到他的案头。只是军人生性渴望在战场上建立不世的武勋，象这样的事，他一旦卸下之后，便再也不会插手其中。
此时见张守仁讲到耕战之事，想想地盘日大，管理的的民众越发的多，以前任屯田将军时就不胜其烦，待到此时，若是仍让他专责此事，却是打死也不肯干了。
他满脸苦笑，见旁人不敢出声，只得向张守仁答话道：“大帅，人口变多，地盘变大，还需以专人专责，管理此事为好。最好，是单独成立部门，以收全责全力之效。”
张守仁摇头道：“部门越多，越办不了事。想那蒙兀人，有大断事官按大扎撒处理民政，有下属各官专理马政、军事、宿卫，各以专职，人数甚少。每有错漏，就是管事官的责任。大别山里，我是没有办法，山路崎岖狭窄，只是委以各屯田校尉分权，在这颖州附近，只需将民政尽委州官县令，不宜多添部门，徒耗官帑。”
他冷笑道：“我的州县官，还有下属的那些辅佐官员，需得按职责踏实办事，若是还效仿前宋和本朝的文官，在袖飘然，宛若神仙，实际的政务却只交给小吏去办―――我就让他们真的去做神仙！”
又见伍定国满脸释然，张守仁不禁失笑道：“你是我麾下一员猛将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老去耕田。”
他站起身来，向众人道：“收整部曲，安抚伤患，厚葬死者，这些是当务之急，你们立刻去做起来。”
众将连忙躬身，向他答道：“是！”
眼见各人退出，张守仁招过一名亲兵，向他令道：“去唤张仲举来。”
那张仲举自从被李勇唐伟二人俘获后，凭着识得文墨，言语狡猾，心智多变，居然也在张守仁身边，搏得一个幕僚的身份。
众将私下里劝谏，这种小人唯利是图，断然不可信任。张守仁却是放声大笑，向各人道：“他唯利是图是最好不过，我一直让他有利可图，让他明白我这里才是利益最高之所在，他自然是一心为我效力。人么，知道趋利，便知道避害啊。”
自得颖州后，张守仁建牙称帅，地位声势已经与往日绝然不同。除了张仲举这样的实才，还有许多名士大儒、乡野隐士等蜂然而投。
他到不重视这些满口经义，却很少和道变通的儒生。只是蒙兀人最瞧不起这些文官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些读书人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打仗不行，做事也不行，真不知道世界上还专门有读书为职业的人。因为这种理念，自成吉思汗起，蒙兀人一直将儒生视为下九流。就算是忽必烈兴起后，重视汉族大地主与名士，却也是绝然瞧不起纯粹的儒生。故语相传，忽必烈曾经在山东亲手射了孔子像一箭，不论事情是否属实，却也是整个蒙兀统治阶层对儒家态度的一种体现。
张守仁亦是讨厌儒学的僵化与保守。只是他深知一点，在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条件下，交通不便，资讯困难，对那些目不识丁，不知道外界消息的农夫来说，能解读朝廷谕令和官府黄纸的，便是那些摇头晃脑，满口子曰诗云的儒生。
在影响力上，不论是佛，道，均不能与儒家相比的原因，便是因此。千百年下，儒学及儒家信条的各种行为规范，人生准则，通过儒生的嘴巴，流伟在中国民间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承。
这种来自民间底层的力量，反过来影响上统治阶级，统治阶级为了迎合这种力量，则必然不敢在学说与思想上与儒学悖离。
这样一来，整个中国历史上，除了元朝以绝对强大的武力，漠视儒学外，在它之前的唐宋、之后明或满清，均是将天地君亲师挂在嘴上，绝对不敢稍有质疑。而元朝，亦是因为其在对儒家处理上的失败，决定了它早早退出中国腹地，返回漠北的命运。
这种自西汉就形成的儒家学说一家独大的传统，绝非是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现实。张守仁了解这一点后，却并不如当年楚太祖那般苦脑。他毕竟不是一个现代人，对儒学在后世的失败并不是那么直观与痛切。
在他看来，适当的改良之后，反过来利用固有的传统力量，反而是绝大的助力，岂不更好？汉宣帝的话，他深觉有理：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
什么样的君主，使用着什么样的权力，张守仁决心以霸道整合天下，以王道来挂上幌子罢了。任凭是谁，敢质疑并动摇他手中的权力，则自然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对这一点，现在已经深具自信的他，从未怀疑。
出城之后，过百亲兵簇拥着他，鲜衣怒马，狂奔而出。自城门一出，那些早知消息，前来侍奉的一众幕僚。那张仲举自然亦在其中。他与那些满脸谄笑，只以为是陪同张守仁前来游乐的儒生幕僚不同，他深知张守仁绝非是那种闲来无事，跑出城来游玩取乐的人。是以在看着张守仁谄笑奉承的同时，却也紧盯着他